第四百七十六章 民风不善,教化不明
胡濙左右看了看拿出了一张纸,在上面画了几个圈说道:“陛下,这是人,这是户,这是宗族,这是天下。”
“一户五口,人构成了户,每一户都是天下的最基本的,历朝历代无不是编户齐民。”
“一户一户聚集起来,为宗族,宗族与宗族构成了天下。”
胡濙的话不难理解,翻译翻译就是个人与组织的关系。
个人并非社会的基本元素,户或者说家庭才是,一户户的家庭构成了宗族。
宗族是一种组织,科层制的官僚也是组织,一个个的工坊、学院、也是组织。
那么组织内有关系,组织内存在契约、雇用、租赁的关系,组织和组织之间也存在关系,合作联盟、对立竞争、难舍难分的关系。
正如没有人可以离开别人的劳动一样,组织和组织之间,也是嵌套在生活的方方面面,没有任何的组织可以离开其他组织。
胡濙虽然只画了几个圆,里面写了几个字,人、户、宗族、天下。
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”胡濙颇为兴奋的说道:“修身是人,齐家是户,治国是宗族。”
“《礼记》曰: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
國,字本义是邦国,封邑。
最外面有「囗」,表示土地范围和守备,因为国内,有保卫城池土地的武力「戈」。
《周礼》注曰:大曰邦,小曰国,邦之所居亦曰国。析言之也。
所以,胡濙将国解释为宗族是毫无问题的。
在礼记讲究修身齐家,齐家国治,国治天下平。
这明确表明了一种社会的递进、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。
胡濙继续说道:“罗马法中强调父权,最终就是强调宗族法大于律法,他们的家长权,凌驾在了律法之上!”
“所以宗族就会牢不可破,固若金汤,就形成了一个私权至上的社会状态。”
“私权至上,人人不损一毫,人人不利天下,社会松散,没有骨架,他们就只能诉诸于鬼神。”
“所以,即便是大秦国在最开始也是多神教派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不可避免的诉诸于鬼神,终于在狄奥多西一世手中,正式确定了一神教的派。”
“随后狄奥多西一世将两个儿子分封为了东西两个大秦国,西秦被日耳曼蛮族所灭,而东秦即将亡于奥斯曼人之手。”
私权至上导致家族遍地都是,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冷漠仇杀、对立竞争为主。
所以西罗马的灭亡,致使整个泰西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永夜之中,杀戮、血腥、无序、暴戾充斥着整个泰西大地。
中国有个阶段有些类似,三国乱战之后,紧接着的魏晋南北朝,这是一个长时间的战乱时代。
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完全完全荒唐的年代,没有一丝丝的美好。
魏晋南北朝大思辨的结果就是:均田府兵制。
胡濙继续说道:“正式因为家长权大于法权,使得大秦国和西秦、东秦国,始终都无法诞生科层制的官僚。”
朱祁钰忽然想到了日后的美利坚,人家那边压根没什么权力寻租的概念,一切利用权力获利的行为,都是合法的。
胡濙讲的很有道理。
“如果说泰西是典型的家族制,那么大明就是宗族制和科层制管理并行的状态。”朱祁钰点头说道。
宗族是基于祖先崇拜而紧密团结在一起,任何家谱,翻动一下,就会有历代名人,当然就跟倭寇里没有倭寇一样,家谱里的历代名人,究竟有没有关系,就不得而知了。
反正攀上了亲戚。
类似的行为还有匈奴人刘渊建立汉赵,追封刘禅,就是那个扶不起的阿斗刘禅为祖宗。
家族制是基于家长独揽权柄而紧密的团结在一起。
宗族制和家族制虽然只有一字之差,却是天壤之别。
大明强调子的义务,也就是孝,罗马强调父也就是家长权,最终走向了宗族制和家族制两种不同的脉络。
“是的。”胡濙振声说道:“所以,陛下,虽然把一切问题追溯到宗族上,有些欠妥,但是大部分问题的源头的确是宗族。”
朱祁钰点头说道:“嗯,有道理。”
从一个大视角去观察的话,就会发现大明的权力构成,是两部分。
第一部分自然是是自上而下的皇权,而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缙绅把持的宗族乡权,二者平行运作,互相作用。
缙绅们摇旗呐喊,要求皇帝「无为垂拱而天下治」就是在保障自己的宗族乡权。
皇权是依托于科层制的官吏实现统治,但是这些官吏本身是缙绅的一部分,出自于缙绅,所以皇威不振,各种妖魔鬼怪,群魔乱舞就没什么奇怪的了。
宗族制和科层制,两者之间的关系,是互惠的,是彼此寄生的,虽然有对立,但是也有合作。
胡濙的这个视角,非常有趣。
当尼古劳兹带着几千卷的书来到了大明,中西方的文化开始交流的时候,胡濙首先就看到了礼法,从根子上,找到了社会模式运行的不同。
罗马在探索的路上,其实也经历过科层制和家族制的探索,也非单纯的家族制,但是父权始终凌驾于法权,所以他们需要宗教,而且需要一神教,然后权力和神权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。
但是大明朝是宗族制和科层制并行,就出现了反复拉扯的情况。
胡濙站了起来,情绪有些激动的说道:“班固《汉书》曰:大率十里一亭,亭有长;十亭一乡,皆秦制也。”
“秦制为令民为什伍,而相收司连坐。”
“秦汉都是十家编成一什,五家编成一伍,互相监视检举,一家犯法,十家连带治罪。”
“《唐律疏义》曰:里正之等,亲管百姓,既同里閈闬,多相谙委。里正、坊正,职在驱催。按比户口,课植农桑,检察非违,催驱赋役。”
“唐为百户为里,五里为乡。四家为邻,五家为保。在邑居者为坊,在田野者为村。”
“《唐六典》有载:制、敕、册、令、教、符。尚书省下于州,州下于县,县下于乡,皆曰符。符下县,县帖乡,分付里正。”
朱祁钰明白胡濙想要表达的意思,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性。
秦汉唐都有严密的基层组织,商鞅的搞出了什伍连坐法,秦汉都是如此,而且连坐处罚。
而唐朝是里乡法,百户为一里,五里为一乡。
唐有六种公文,其中的符就是专门下到县里,县里出贴给乡长、里正、村正。
大唐皇权把手深入到了村一级之中。
比如杜甫的《石壕吏》就有「暮投石壕村,有吏夜捉人」的描述,而杜荀鹤在《山中寡妇》也说「任是深山更深处,也应无计避征徭」等等。
大唐的诗人在诗词中勾勒出了整个大唐,而大唐的官僚们在议中,也在描画大唐的模样。
宗族制和科层制是在斗争中反复螺旋上升的,而且大明的皇权始终大于家长权,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
即便是在天启年间、崇祯九年之前,也能把征辽饷收齐。
鞑清一直到光绪年间,都在收征辽饷,而且不换名目,就这个名字。
鞑清收征辽饷要征伐辽东吗?
我征我自己?
其实并非完全的皇权大于家长权,本质上是大一统之下的公权大于私权,朱祁钰对此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。
朱祁钰十分确定的说道:“大明不也有百户为一里,六里为一乡,朕委派了掌令官前往治理,甲首、里正、掌令官三级乡野管理农庄的管理吏员,已经运转整整五年了。”
而且在掌令官手中,还有两支重要的力量一个是卫所儒学堂的军生,一个是义勇团练的队正。
大明的农庄法已经推行了五年的时间,是基于刘伯温军卫法的升级。
朱祁钰一直想加个妇女主任,但是没有根基,确切的说,没有实现的办法,设一个妇女主任,也没活儿干。
劳动使人自由。
在最开始的时候,农庄法的目的,是恢复人口。
山外九州、京畿、福建因为兵祸,导致了人口大幅度衰减,朱祁钰只能抬出太祖高皇帝的军卫法,来恢复人口。
一成半的藁税,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。
新辟之地的靖安省,河套地区的农庄法,也是恢复人丁,渠家人和瓦剌,搞得实在是太过于天怒人怨。
后来的农庄法,朱祁钰并没有全面推开,而是除了山东之外,各地官田设有部分的农庄法,这些农庄法就是鲶鱼的作用,是朝廷的公权和宗族私权的拉扯。
胡濙坐在了凳子上无奈的说道:“两京一十六省,只有京畿、福建、靖安,全面铺开了农庄法,山西部分、贵州部分,其余都是小范围的试点。”
朱祁钰看着胡濙的颓然,十分确切的说道:“胡尚书,农庄法不是万能法,它能解决的只是人口大范围凋零,恢复人丁是很好用的,但是…它最终会败坏掉的。”
“按劳分配其实并不公平。”
“这个解释起来太麻烦了,但是胡尚书还记得朕让你删除了那句万世不移之法吗?”
“世间本就没有万世不移之法,也没有一劳永逸的万能法。”
“每一个不同时间,总是有不同的问题,出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。”
“现在的宗族出现了,或者说公权和私权的矛盾,应该如何解决,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”
朱祁钰从来没有在盐铁会议上总论过分配二字,朱祁钰要解释清楚按劳分配并不公平,是极为困难的。
但是公权和私权产生了矛盾,出现了种种群魔乱舞的现象,胡濙通过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以及王直和他自身的经历,鞭辟入里的从根源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原因。
那么,如何解决呢?
“现阶段,根本不可能消灭宗族。”朱祁钰提醒了一下胡濙。
无法消灭宗族的原因很简单,因为大明现阶段下无法消灭皇帝。
老朱家是天底下最大的宗族,而朱祁钰本人就是大宗正。
胡濙想要彻底消灭宗族,首先就得消灭皇帝。
这不是朱祁钰贪恋皇位,而是现阶段的生产力,根本做不到消灭宗族制。
除非朱祁钰能够手搓可控核聚变,但是即便他能手搓可控核聚变,真的就能够实现墨子所构建的「你爱我,我爱你,亲人之亲如己之亲,爱人之财如己之财,人类生活在一片爱声之中」的大同世界吗?
朱祁钰持有保守悲观态度,当然有人信,有人不信,朱祁钰只是不相信人性罢了。
朱祁钰的执政理念从来都很现实,民为邦本,本固邦宁,惓惓以生灵为念,为百姓谋福。
“科层制的官僚来自于宗族,是不是可以在科举制度上,下点功夫呢?”胡濙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朱祁钰想了想说道:“具体所说。”
胡濙沉默了许久,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才开口说道:“取缔私塾,设官学。至少秀才的教育,应该把持在朝廷的手中,而不是秀才四处提着十条肉,去拜师学艺。”
十条肉,叫做束修,乃是师礼。
“国子监在各省三司使治所设立分监,归公所有,分科治学教授算学。”
“如果能把当年天下社学组织起来,那就更好了。”
“民风不善,教化不明。”
胡濙心中升起了向往,洪武八年太祖高皇帝下旨各地立社学,延请师儒以教民间子弟,并规定民间幼童年龄在十五岁以下者,应送社学读书。
胡濙就是读社学长大的,而且还因为学习好,未经童试,就获得了秀才的身份。
洪武年间中举,建文二年进士及第。
作为礼部尚书,他认为民风不善,皆因为教化不明所致。
朱祁钰看着自己的灯盏,无奈的说道:“朝廷没钱。”
“即便是只把各地的秀才收入府学堂,内承运库太监林绣就算过,每年都需要三百万枚银币,这不是一年期的投入,是十年、百年持之以恒的投入。”
“而且随人人丁的增加,科层制的臃肿,府学堂的投入会持续增加。”
“这还不算营建费用。”
“如果真的要把各地的社学捡起来,归朝廷管辖,那…就不是三百万枚银币那么简单了。”
三千万?
林绣没算过,朱祁钰也没算过,主要是人口增长,势必带来教育的投入。
“陛下,教化也是礼法,朝廷应有之义。”胡濙有些激动的说道。
维持一个朝廷是很昂贵的,李贤对此深有体会,李贤曾经在僭朝为官的时候,算过一笔账。
即便是去掉陕西、辽东这些贫瘠、人丁不是很兴旺的地方,维持一个朝廷至少需要一千六百万银币或者等价实物。
“要不再苦一哭势要豪右富商巨贾?”朱祁钰思考了下说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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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户五口,人构成了户,每一户都是天下的最基本的,历朝历代无不是编户齐民。”
“一户一户聚集起来,为宗族,宗族与宗族构成了天下。”
胡濙的话不难理解,翻译翻译就是个人与组织的关系。
个人并非社会的基本元素,户或者说家庭才是,一户户的家庭构成了宗族。
宗族是一种组织,科层制的官僚也是组织,一个个的工坊、学院、也是组织。
那么组织内有关系,组织内存在契约、雇用、租赁的关系,组织和组织之间也存在关系,合作联盟、对立竞争、难舍难分的关系。
正如没有人可以离开别人的劳动一样,组织和组织之间,也是嵌套在生活的方方面面,没有任何的组织可以离开其他组织。
胡濙虽然只画了几个圆,里面写了几个字,人、户、宗族、天下。
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”胡濙颇为兴奋的说道:“修身是人,齐家是户,治国是宗族。”
“《礼记》曰: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
國,字本义是邦国,封邑。
最外面有「囗」,表示土地范围和守备,因为国内,有保卫城池土地的武力「戈」。
《周礼》注曰:大曰邦,小曰国,邦之所居亦曰国。析言之也。
所以,胡濙将国解释为宗族是毫无问题的。
在礼记讲究修身齐家,齐家国治,国治天下平。
这明确表明了一种社会的递进、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。
胡濙继续说道:“罗马法中强调父权,最终就是强调宗族法大于律法,他们的家长权,凌驾在了律法之上!”
“所以宗族就会牢不可破,固若金汤,就形成了一个私权至上的社会状态。”
“私权至上,人人不损一毫,人人不利天下,社会松散,没有骨架,他们就只能诉诸于鬼神。”
“所以,即便是大秦国在最开始也是多神教派,随着时间的推移,不可避免的诉诸于鬼神,终于在狄奥多西一世手中,正式确定了一神教的派。”
“随后狄奥多西一世将两个儿子分封为了东西两个大秦国,西秦被日耳曼蛮族所灭,而东秦即将亡于奥斯曼人之手。”
私权至上导致家族遍地都是,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冷漠仇杀、对立竞争为主。
所以西罗马的灭亡,致使整个泰西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永夜之中,杀戮、血腥、无序、暴戾充斥着整个泰西大地。
中国有个阶段有些类似,三国乱战之后,紧接着的魏晋南北朝,这是一个长时间的战乱时代。
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完全完全荒唐的年代,没有一丝丝的美好。
魏晋南北朝大思辨的结果就是:均田府兵制。
胡濙继续说道:“正式因为家长权大于法权,使得大秦国和西秦、东秦国,始终都无法诞生科层制的官僚。”
朱祁钰忽然想到了日后的美利坚,人家那边压根没什么权力寻租的概念,一切利用权力获利的行为,都是合法的。
胡濙讲的很有道理。
“如果说泰西是典型的家族制,那么大明就是宗族制和科层制管理并行的状态。”朱祁钰点头说道。
宗族是基于祖先崇拜而紧密团结在一起,任何家谱,翻动一下,就会有历代名人,当然就跟倭寇里没有倭寇一样,家谱里的历代名人,究竟有没有关系,就不得而知了。
反正攀上了亲戚。
类似的行为还有匈奴人刘渊建立汉赵,追封刘禅,就是那个扶不起的阿斗刘禅为祖宗。
家族制是基于家长独揽权柄而紧密的团结在一起。
宗族制和家族制虽然只有一字之差,却是天壤之别。
大明强调子的义务,也就是孝,罗马强调父也就是家长权,最终走向了宗族制和家族制两种不同的脉络。
“是的。”胡濙振声说道:“所以,陛下,虽然把一切问题追溯到宗族上,有些欠妥,但是大部分问题的源头的确是宗族。”
朱祁钰点头说道:“嗯,有道理。”
从一个大视角去观察的话,就会发现大明的权力构成,是两部分。
第一部分自然是是自上而下的皇权,而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缙绅把持的宗族乡权,二者平行运作,互相作用。
缙绅们摇旗呐喊,要求皇帝「无为垂拱而天下治」就是在保障自己的宗族乡权。
皇权是依托于科层制的官吏实现统治,但是这些官吏本身是缙绅的一部分,出自于缙绅,所以皇威不振,各种妖魔鬼怪,群魔乱舞就没什么奇怪的了。
宗族制和科层制,两者之间的关系,是互惠的,是彼此寄生的,虽然有对立,但是也有合作。
胡濙的这个视角,非常有趣。
当尼古劳兹带着几千卷的书来到了大明,中西方的文化开始交流的时候,胡濙首先就看到了礼法,从根子上,找到了社会模式运行的不同。
罗马在探索的路上,其实也经历过科层制和家族制的探索,也非单纯的家族制,但是父权始终凌驾于法权,所以他们需要宗教,而且需要一神教,然后权力和神权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。
但是大明朝是宗族制和科层制并行,就出现了反复拉扯的情况。
胡濙站了起来,情绪有些激动的说道:“班固《汉书》曰:大率十里一亭,亭有长;十亭一乡,皆秦制也。”
“秦制为令民为什伍,而相收司连坐。”
“秦汉都是十家编成一什,五家编成一伍,互相监视检举,一家犯法,十家连带治罪。”
“《唐律疏义》曰:里正之等,亲管百姓,既同里閈闬,多相谙委。里正、坊正,职在驱催。按比户口,课植农桑,检察非违,催驱赋役。”
“唐为百户为里,五里为乡。四家为邻,五家为保。在邑居者为坊,在田野者为村。”
“《唐六典》有载:制、敕、册、令、教、符。尚书省下于州,州下于县,县下于乡,皆曰符。符下县,县帖乡,分付里正。”
朱祁钰明白胡濙想要表达的意思,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性。
秦汉唐都有严密的基层组织,商鞅的搞出了什伍连坐法,秦汉都是如此,而且连坐处罚。
而唐朝是里乡法,百户为一里,五里为一乡。
唐有六种公文,其中的符就是专门下到县里,县里出贴给乡长、里正、村正。
大唐皇权把手深入到了村一级之中。
比如杜甫的《石壕吏》就有「暮投石壕村,有吏夜捉人」的描述,而杜荀鹤在《山中寡妇》也说「任是深山更深处,也应无计避征徭」等等。
大唐的诗人在诗词中勾勒出了整个大唐,而大唐的官僚们在议中,也在描画大唐的模样。
宗族制和科层制是在斗争中反复螺旋上升的,而且大明的皇权始终大于家长权,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
即便是在天启年间、崇祯九年之前,也能把征辽饷收齐。
鞑清一直到光绪年间,都在收征辽饷,而且不换名目,就这个名字。
鞑清收征辽饷要征伐辽东吗?
我征我自己?
其实并非完全的皇权大于家长权,本质上是大一统之下的公权大于私权,朱祁钰对此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。
朱祁钰十分确定的说道:“大明不也有百户为一里,六里为一乡,朕委派了掌令官前往治理,甲首、里正、掌令官三级乡野管理农庄的管理吏员,已经运转整整五年了。”
而且在掌令官手中,还有两支重要的力量一个是卫所儒学堂的军生,一个是义勇团练的队正。
大明的农庄法已经推行了五年的时间,是基于刘伯温军卫法的升级。
朱祁钰一直想加个妇女主任,但是没有根基,确切的说,没有实现的办法,设一个妇女主任,也没活儿干。
劳动使人自由。
在最开始的时候,农庄法的目的,是恢复人口。
山外九州、京畿、福建因为兵祸,导致了人口大幅度衰减,朱祁钰只能抬出太祖高皇帝的军卫法,来恢复人口。
一成半的藁税,自始至终都没有变过。
新辟之地的靖安省,河套地区的农庄法,也是恢复人丁,渠家人和瓦剌,搞得实在是太过于天怒人怨。
后来的农庄法,朱祁钰并没有全面推开,而是除了山东之外,各地官田设有部分的农庄法,这些农庄法就是鲶鱼的作用,是朝廷的公权和宗族私权的拉扯。
胡濙坐在了凳子上无奈的说道:“两京一十六省,只有京畿、福建、靖安,全面铺开了农庄法,山西部分、贵州部分,其余都是小范围的试点。”
朱祁钰看着胡濙的颓然,十分确切的说道:“胡尚书,农庄法不是万能法,它能解决的只是人口大范围凋零,恢复人丁是很好用的,但是…它最终会败坏掉的。”
“按劳分配其实并不公平。”
“这个解释起来太麻烦了,但是胡尚书还记得朕让你删除了那句万世不移之法吗?”
“世间本就没有万世不移之法,也没有一劳永逸的万能法。”
“每一个不同时间,总是有不同的问题,出现问题解决问题才是。”
“现在的宗族出现了,或者说公权和私权的矛盾,应该如何解决,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。”
朱祁钰从来没有在盐铁会议上总论过分配二字,朱祁钰要解释清楚按劳分配并不公平,是极为困难的。
但是公权和私权产生了矛盾,出现了种种群魔乱舞的现象,胡濙通过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以及王直和他自身的经历,鞭辟入里的从根源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原因。
那么,如何解决呢?
“现阶段,根本不可能消灭宗族。”朱祁钰提醒了一下胡濙。
无法消灭宗族的原因很简单,因为大明现阶段下无法消灭皇帝。
老朱家是天底下最大的宗族,而朱祁钰本人就是大宗正。
胡濙想要彻底消灭宗族,首先就得消灭皇帝。
这不是朱祁钰贪恋皇位,而是现阶段的生产力,根本做不到消灭宗族制。
除非朱祁钰能够手搓可控核聚变,但是即便他能手搓可控核聚变,真的就能够实现墨子所构建的「你爱我,我爱你,亲人之亲如己之亲,爱人之财如己之财,人类生活在一片爱声之中」的大同世界吗?
朱祁钰持有保守悲观态度,当然有人信,有人不信,朱祁钰只是不相信人性罢了。
朱祁钰的执政理念从来都很现实,民为邦本,本固邦宁,惓惓以生灵为念,为百姓谋福。
“科层制的官僚来自于宗族,是不是可以在科举制度上,下点功夫呢?”胡濙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朱祁钰想了想说道:“具体所说。”
胡濙沉默了许久,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才开口说道:“取缔私塾,设官学。至少秀才的教育,应该把持在朝廷的手中,而不是秀才四处提着十条肉,去拜师学艺。”
十条肉,叫做束修,乃是师礼。
“国子监在各省三司使治所设立分监,归公所有,分科治学教授算学。”
“如果能把当年天下社学组织起来,那就更好了。”
“民风不善,教化不明。”
胡濙心中升起了向往,洪武八年太祖高皇帝下旨各地立社学,延请师儒以教民间子弟,并规定民间幼童年龄在十五岁以下者,应送社学读书。
胡濙就是读社学长大的,而且还因为学习好,未经童试,就获得了秀才的身份。
洪武年间中举,建文二年进士及第。
作为礼部尚书,他认为民风不善,皆因为教化不明所致。
朱祁钰看着自己的灯盏,无奈的说道:“朝廷没钱。”
“即便是只把各地的秀才收入府学堂,内承运库太监林绣就算过,每年都需要三百万枚银币,这不是一年期的投入,是十年、百年持之以恒的投入。”
“而且随人人丁的增加,科层制的臃肿,府学堂的投入会持续增加。”
“这还不算营建费用。”
“如果真的要把各地的社学捡起来,归朝廷管辖,那…就不是三百万枚银币那么简单了。”
三千万?
林绣没算过,朱祁钰也没算过,主要是人口增长,势必带来教育的投入。
“陛下,教化也是礼法,朝廷应有之义。”胡濙有些激动的说道。
维持一个朝廷是很昂贵的,李贤对此深有体会,李贤曾经在僭朝为官的时候,算过一笔账。
即便是去掉陕西、辽东这些贫瘠、人丁不是很兴旺的地方,维持一个朝廷至少需要一千六百万银币或者等价实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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